由于中国人面对快速变革的社会需要以及心理咨询不再被误解，更多心理治疗师和心理咨询师开设治疗机构.
   淡淡颜色的墙上挂着能缓和情绪的风景画，窗栏放着一排证书，这些都让田国燕的办公室看起来和世界其他地方的心理咨询师诊所没什么区别。
   但这是中国，据加拿大籍精神科医生费立鹏（Michael Phillips）回忆，20年前他的中国同事还要对邻居隐瞒自己的职业，因为人们害怕心理疾病会传染，认为这些医生会从他们的病人那里得上精神病。
田女士正在引领一个快速发展的新职业，越来越多心理治疗师和咨询师在他们的办公室外悬挂这样的标语“幸福天堂”、“情绪管理者”。但他们仍无法满足社会的需要，在这个变革的社会里，巨大的变化让普通人的生活不再安静。
   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系的副院长车宏声说：“社会发展越快，人们的生活节奏也越快，他们面对的压力也越大，许多人发现他们内心失衡，而平衡心态对大部分中国人意味着很多。”
他们中许多人转向宗教寻找慰藉或寻求田女士这样的心理咨询师帮助，这个很直率又能安慰人的女性卖掉自己的公司后，经过培训成了心理治疗师。尽管没有准确数字，但中国现在估计有大约2000名合格的咨询师。
   田说，和心理疾病有关的误解仍然存在，不过正在减少。至少对女性来说是这样，她的病人中有80%是女性。田解释说：“中国的男人被教育要压抑自己的感情，否则就很丢面子，”
中国女性特别容易受到压力的影响；中国15到34岁的女性中有全球最高的自杀率，几乎是全国平均水平的一倍。
   田的病人每小时需支付40美元治疗费，这也让心理咨询师成为中国的精英一族。她的病人告诉她最大的问题是在一个过去提供一切的国家，现在却什么都要依靠自己。
   “新旧体制相遇，中西文化碰撞，这让许多人很困惑，许多人退缩了，但另外的人往前迈一步寻求帮助。”田说。
   她补充道，许多人无法为自己定位，这个社会传统上认为个人是集体的附属。“你要为你的家庭你的国家你的群体着想，从不替自己考虑，我成长过程中，我的父母、哥哥、老师还有媒体，太多的人告诉我该做什么。焦点从没对准过我自己，全是为了集体利益。”
   这种方式很适合中国的共产主义政权，反而心理咨询师提倡个人自我实现被认为是反革命的。许多年里，心理学都被谴责为堕落的资本主义产物，1970年代末，在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政策实施后，才被重新作为研究课题。
   尽管如此，田抱怨说政府对该行业的支持还很不够。他们并未意识到社会变得如此病态。
然而过去几年里，官方对心理疾病的态度有了大的转变，北京心理危机与干预研究中心主任费立鹏教授（Michael Phillips）说：“这是种动力，对致力于心理健康领域的人是种积极因素，虽然还有许多问题，但这个趋势看起来相当不错。”
   他特别还谈到：“政府对自杀干预相当开明，他们不再把问题隐藏起来，这就是很大的转变。”上月的一份官方报告显示2005年企图自杀导致的伤亡人数位列交通事故后排名第二。官方统计报告每年有25万人自杀，虽然这个数字被一些专家认为低估了实情。
   很少有自杀者寻求帮助，主要因为周围并没有求助中心。“宗教缺乏心理健康防御网络，公众对心理疾病的了解也不够，”卫生部副部长王陇德在上个月的国际心理健康日表示。
   2年前一份调查显示60%的中国农民不知道“抑郁”是什么意思。
   费立鹏坚持认为中国边远地区自杀问题的关键不在于缺乏咨询救助，而是因为农民家里致命性农药太多。这也意味着企图自杀的人死亡率非比寻常的高。58%试图自杀的人都喝了农药。
   他说：“你生还是死跟你到底是否真愿意死关系不大，你喝什么农药才更关键。”
农业部上个月表示要减少五种毒性最强农药的产量。“这并不能阻挡自杀，但可以让死亡人数减少，”费立鹏说。
   30%的自杀死亡人口和60%的采用非致命性自杀手段对自杀者中并未被确诊有心理疾病，按国际标准这是个很高的比例。“自杀通常是激烈的争吵引起的，夫妻间的吵架更典型，” 费立鹏的小组开展了中国最新的有关自杀的研究。
   官方在几个地区建立了危机求助热线，专业小组设定了新的心理咨询师标准来取消那些未受过正规培训的咨询师，并提供更多更有经验的咨询师。
   心理学家认为这要等好多年。同时，随着许多中国人理解了“在严重心理疾病和只是感到困惑间，存在着需要帮助的心理状态，”车先生认为人们应该求助专业人士。
   田说：“我现在比几年前忙多了，再过几年我会忙的不可开交。”她这个月晚些时候将收到中国心理学协会颁发的首批职业资格证。
      摘自:中国网